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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本应履行资本市场“看门人”职能的证券审计中介沦为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帮凶，公检法机关再次祭出刑事追责“大杀器”。

　　据公安部2026年5月公布的案例及其他公开信息显示，2026年2月，法院认定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大华所”）合伙人范某、胡某刚、颜某胜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，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、2年、1年6个月；大华所广州分所被判构成单位犯罪。

　　据《中国经营报》记者不完全统计，自2025年1月以来，公检法机关已公开发布4起证券审计中介涉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被判刑案例，判决时间自2022年12月至2026年2月。其中1家会计所分所被判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；9人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，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至6个月不等；2人犯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，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，缓刑2年。

　　业内专家对记者表示，相较行政处罚，自由刑与罚金刑的刑罚具有更强的威慑效果，有助于消除证券审计机构及从业者“大不了就是罚款停业”的侥幸心理，从源头上破除造假利益链、“犯罪圈”。

　　专家同时建议，细化“故意”与“重大过失”、“虚假”与“重大失实”的认定标准，避免以“事后诸葛亮”视角苛求审计人员，对已勤勉尽责的情形给予合理容错空间。

　　据公安部及其主管的《人民公安》杂志日前披露，并结合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等公开信息，2026年2月，法院以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，判处大华所广州分所构成单位犯罪，分别判处范某、胡某刚、颜某胜有期徒刑3年6个月、2年、1年6个月。

　　经查明，2017年，为顺利承接上市公司金通灵审计业务，大华所广州分所负责人、执行合伙人范某和分所副所长、合伙人胡某刚，在明知金通灵业务收入无可靠依据、审计项目组与金通灵就收入确认方法存在重大分歧的情况下，仍选择隐瞒审计风险，签订《业务约定书》。

　　在金通灵财务造假的6年间，大华所对其每年度财务报表均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

　　审计过程中，针对部分工程账目数据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情况，范某、胡某刚向金通灵提议，以供应商对工程项目进度的回函为确认收入的主要审计依据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2017年，该分所指派的金通灵审计项目经理、签字注册会计师欧某发现风险并拒绝在审计报告上签字。但很快，欧某就被换掉，“听指挥”的颜某胜接任项目经理。

　　在此后几年的年度审计过程中，颜某胜在范某、胡某刚的授意和默许下，配合金通灵滥用会计准则，随意变更应收账款计提方式、错误测算重大融资成分，甚至提议转让问题项目，抹除造假痕迹。

　　实际上，近年来，证券审计从业者因涉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而获刑的案例并不鲜见。

　　记者综合多方公开信息发现，2022年12月，涉康美药业造假案的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珠江所”）项目经理苏某升，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，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，并处罚金20万元；签字注册会计师张某璃、杨某蔚犯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，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，缓刑2年，并处罚金10万元。2024年2月，法院作出终审判决，改判苏某升有期徒刑4年，并处罚金20万元。

　　2024年10月，涉北京文化造假案的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签字注册会计师朱某军、刘某军，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，一审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、并处罚金11万元，有期徒刑11个月、并处罚金10万元。

　　2025年1月、2月，法院先后作出一审判决，认定涉科融环境造假案的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亚太所”）执行事务合伙人、首席合伙人王某龙，注册会计师周某华、吴某权等3人，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，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至6个月不等。

　　王某龙在明知科融环境2017年审计报告存在跨期确认收入等问题的情况下，指使周某华、吴某权签字，推动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。而周某华、吴某权明知存在问题，在没有参与任何审计工作的情况下，依然在审计报告上签字。

　　“刑事追责的范围明显在扩大，从签字注册会计师延伸到项目现场负责人、分所负责人、执行事务合伙人，而且会计所本身也可以构成单位犯罪。”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岳强称，金通灵案中，大华所广州分所被认定为单位犯罪，这在以前是比较少见的。

　　“大华所广州分所被判构成单位犯罪，这是审计机构被认定单位犯罪的标志性案例。”一位不愿具名的注册会计师也认为，刑事追责正逐步实现涉案对象全覆盖。

　　“对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并行追责，同时追责范围持续向个人穿透，是当前司法实践一大特点。”国浩律师（上海）事务所合伙人黄江东表示，签字注册会计师、项目经理、执行事务合伙人、负责人等审计机构的“关键少数”已然成为打击重点。

　　黄江东认为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，主观认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趋于统一，即以客观行为认定主观状态。例如，珠江所项目经理苏某升在审计过程中配合拦截客户往来款询证函，收取赠送的虫草等贵重药材，多次让康美药业财务人员报销其私人费用合计6万余元。对此，司法机关将直接倾向于认定其存在主观故意。

　　此外，黄江东还表示，当前针对中介机构追责的行刑衔接更为紧密，已形成“行政处罚+刑事制裁”的“组合拳”。

　　在岳强看来，行刑衔接并不意味着刑事追责只是行政处罚的“升级版”。对于涉嫌犯罪行为，司法机关将进行独立审查，判断该行为到底有没有主观故意、危害程度有多大、组织分工如何。例如，亚太所案中，被证监会行政处罚的为亚太所、周某华、吴某权；但在法院判决中，受到刑罚的为王某龙、周某华、吴某权。

　　在量刑上，也呈现出明显的梯度化。岳强表示，主动认罪、退赃退赔、积极配合的，法院会从宽处理，比如苏某升二审期间认罪坦白、缴纳罚金、退缴违法所得，刑期从5年改判为4年。

　　2026年3月，最高检检委会委员、经济犯罪检察厅厅长杜学毅指出，近年来，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案件数量大幅攀升，部分公司通过多种手段造假，形成以上市公司为核心，上下游关联企业与中介组织、金融机构互相配合的“犯罪圈”。

　　上述受访人士都提及，执法、司法机关在严打上市公司造假犯罪的同时，对配合造假的审计机构及从业者进行刑事追责，坚决破除造假利益链、“犯罪圈”，已趋常态化。

　　实际上，2024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证监会、公安部等部门《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本市场财务造假惩防工作的意见》曾明确指出，中介机构等第三方人员配合实施财务造假构成犯罪的，依法坚决追究刑事责任。

　　“对证券审计机构及人员追究刑事责任，是加强资本市场财务造假惩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有助于净化审计市场环境，推动注册会计师事业健康发展。”厦门国家会计学院教授黄世忠表示，作为资本市场的“守门人”，证券审计从业者不仅要专业过硬、客观公正，更要成为遵纪守法的典范。

　　“长期以来，‘重行政处罚轻刑事追责’使得部分证券审计从业者和会计所心存侥幸，认为‘大不了就是罚款停业’。”上述注册会计师认为，刑事追责相较行政处罚具有更强的威慑力。

　　“如果审计人员知道，敷衍了事、挂名签字，甚至配合造假，后果可能是坐牢，那他在复核异常函证、核对系统数据时，就不敢轻易放过。”岳强表示。

　　“自由刑与罚金刑的刑事惩处具有极强的威慑效果，能够有效倒逼审计机构从‘形式合规’转向‘实质尽职’。”黄江东也认为，刑事追责有助于从源头上破除造假利益链、“犯罪圈”。

　　“也正是因为刑事追责是法律制裁体系中的‘大杀器’，所以在适用时必须秉持高度的审慎态度。”黄江东建议，一方面需进一步细化“勤勉尽责”的免责边界，避免行业出现“寒蝉效应”；另一方面应坚决避免以“事后诸葛亮”的视角苛求审计人员。

　　深圳广深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陈叔军建议，修订注册会计师法，完善相关司法解释，细化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从业人员免责事由。同时进一步明确中介组织人员“严重不负责任”的认定标准，细化入刑门槛，增强追责可操作性。

　　岳强和上述注册会计师也认为，应进一步细化认定标准，让从业者有更清晰的合规预期。

　　该注册会计师同时建议，完善对审计项目组内部“不同意见者”的保护制度，建立所内越级报告与外部举报的双重通道，配合激励与隐私保护机制，让坚持原则者有底气、有出路，以避免出现上述大华所“不听话”注册会计师被撤换的情形。

　　而大华所案例也暴露了总分所管理漏洞。上述注册会计师认为，应明确总所对分所执业质量的连带监督责任，在质量管理框架中纳入刑事风险防控，避免分所“独立王国”式的运营模式。

　　此外，陈叔军还建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在监管部门支持下，推动会计所审计合规建设，形成在资本市场信用良好的会计所能承揽到业务的机制，从内部治理上杜绝重大审计失败。